讀懂“中國之治”(九)| 胡向陽:完善社會治安治理體系 推進平安中國建設

發布時間:2020-01-15瀏覽次數:10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其中,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證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途徑。而要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就要堅持專群結合、群防群治;提高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形成問題聯治、工作聯動、平安聯創的工作機制;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增強社會治安防控的整體性、協同性、精準性。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背景下,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協同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社會治安治理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組織和依靠多元主體的力量,綜合運用多重手段,開展多項工作來實現社會治安秩序穩定。

社會治安治理體系建設,需要匯聚力量、發揮合力,要求運用好政府之手與社會之手兩手力量,把治安問題視為社會病癥,分清癥候、對癥下藥、辨證施治。政府之手,著重在關鍵部位、重點問題,要起到引導協調作用,主要特征是“硬”,需要約束和規范;社會之手,著重在覆蓋全面和影響深遠,要產生傳動承托效應,主要特征是“軟”,需要指導和管理。兩只“手”,著力領域不同,運用手段不同,追求目標不同,關注重點不同,必須實現合理部署、科學布局、軟硬結合,實現協同的最佳效應。

面臨當今中國社會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新形勢新任務,我們發現,過去政府“管”多了,“做加法”多了,“硬”的行政方式多了,現在要適度“做減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鼓勵社會參與,注重法治轉型,既要防止“父愛主義”的政府一味托底現象,又要避免“軟的過軟,硬的過硬”的無力局面,更要避免沒有“減壓閥”的高壓鍋效應。小政府大社會是現代社會建設的方向,但在中國社會治安的語境中,從解決最根本的民生——平安問題出發,筆者認為大社會固然代表強化社會力量一方,小政府卻決不能演變為弱政府。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黨和政府保持領導力和控制力是防止改革方向發生顛覆性變化的前提。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完善社會治安治理的體制機制,更好運用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兩只手,政府通過指導組織志愿力量、購買社會服務深入動員,社會通過自愿參加和互助協作參與治理,“兩輪驅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安多元共治格局。

深化“楓橋經驗”,不斷完善以黨建引領推進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社會治理體系,將黨的領導貫穿基層治理的全過程和各方面,最大限度的集聚力量、凝聚人心,營造共建共治共享局面,激發基層社會發展活力。“楓橋經驗”產生之初,主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結合民間自治傳統來解決基層矛盾糾紛。隨著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必須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理模式來適應日趨多元的利益訴求。這些年來,我們深入推進基層法治,將法治理念全面融入基層治理實踐,基層矛盾糾紛明顯減少,法治化程度不斷提高。我們積極踐行基層德治,挖掘基層深厚歷史文化蘊含的德治理念,發揮道德在基層治理中的引領、規范和約束作用,提高全社會道德水準,在更高水平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實踐證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路徑,必須加強“三治融合”體系建設,夯實自治這個基礎,強化法治保障作用,發揮德治引領作用,更好地實現基層善治,為高水平推進平安中國建設夯實社會基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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